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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前的今天丨田家英在中南海含冤自尽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阎长贵（1937~2021），山东聊城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退休前为《求是》杂志社编审，出版有《阎长贵学术文集》《问史求信集》。
有关田家英的
若干史料辨正
田家英是“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自杀的高级干部，他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标志“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第一个“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还未结束时就自杀了（23日）。众所周知，田家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特别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因此，他的自杀是震惊全党的大事。
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是怎样自杀的？迄今45年过去了，这件事仿佛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而真正厘清这件事，对了解“文革”乃至高层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田家英”这个名字就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田家英在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经常到街头茶馆宣讲抗日、散发传单，还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因此被学校开除。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前排左起汪大漠、田家英、张嘉乐；后排左起戴碧湘、叶兆麒、蔡依渠，1937年春
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特别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自那以后毛便注意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田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深得毛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身边工作，更是深受熏陶与感染——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了忘年交。
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努力适应毛泽东，与他同步工作。1961年11月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准备睡觉，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作者、出处等。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毛经常让田家英做这类事情，他都做得很好，满足了应急之需。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近年网上传播一个说法——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称：“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别人）起草的。”必须郑重指出，这个所谓报告及其内容完全是谎言。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写文章是不让别人代笔的。
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会写文章，而且是大手笔。他自己在1964年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明确说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也希望和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例外之一，就是八大的开幕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不掠人之美，坦然地告诉大家：“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八大开幕词中有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田家英起草八大开幕词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十分满意的一句话。这句话，必将和古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一样成为不朽的格言。
特别需要指出，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立下了很大功劳。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编辑工作，还主持编辑供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同时，协助毛泽东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是田家英主持撰写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和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田家英和其他同志发现注释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确的地方，从1962年起，他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释的修订工作。田家英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1951年4月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
田家英经历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思想品质上，他诚实、正派、有骨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敢于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也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田家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但这样一位好干部为什么在“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就自杀了呢？这个问题应该述说清楚，否则就成了历史上的永久之谜。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多，而影响最大、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胡乔木的说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胆子就以胡乔木的说法为例谈谈此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状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时，田家英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词句——笔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个戴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运终于降临。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状，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田家英(左)与毛泽东等人在杭州，左二为陈伯达
丁晓平的书认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责任人是江青，具体执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们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状，要他停职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才自杀。当然，作者是沿用胡乔木的说法，但事情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这样吗？江青对田家英之死无疑有责任，不过我没掌握确实材料，没法具体说明；但说到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王力、戚本禹，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详尽的说明——若不因人废言，从“法律”上讲，也应该听听“被告”一方的意见。这里顺便说一下，胡乔木说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准确，因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发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中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
（一）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检查以后，会上讨论对四个人的处理。罗瑞卿不在这个会上处理，由军委处理。大约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那时不叫专案组）处理彭、陆、杨、田（家英）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组由周恩来自己负责，陆组陈伯达负责，杨组康生负责，田组安子文负责。
（二）安子文分组的成员是我和戚本禹。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怎么谈事先没商量，是安子文一个人谈的，我和戚本禹都没说话。我认为安谈的还是相当缓和的，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安对田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这当然实际是撤职，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少奇、总理都不能决定。
建国初期的田家英
（三）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让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田家英的夫人——编注），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种污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再来看看戚本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戚本禹2002年写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驳“荒诞无稽的流言”。同时，该文也说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况：
（一）1966年5月21（22？）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
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
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
（二）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
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三）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
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
除了上述内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电话谈到胡乔木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时，愤怒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戚还说，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戚认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实际上，应该说田家英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华横溢的十分难得的中共高级干部。
行文至此，我们小结一下。
（一）从王力和戚本禹的说法中，可以看到，关于田家英之死，他们二人所说的情节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异，无关宏旨。事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胡乔木说的符合事实，还是王力、戚本禹说的符合事实？当然，我说的符合事实，是说基本上符合事实，谁也不能肯定人们事后的回忆完全准确。事实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叙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记忆不够准确。”（2011年9月6日王凡给我的信）我相信，通过本文提供的材料，关于田家英之死的真实情况，人们会做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二）从王力的说法中我们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说，在田家英之死问题上胡乔木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既然在10年前（2001年是出书的时间，实际王力所写时间应该更早）王力就指出了这件事情，而现在出版的书谈到这个问题时，根本不顾王力的指正，对此不置一词（就是批驳也好嘛），径直照抄胡乔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说法，这不应是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为。
（三）在1966年5月处理田家英问题时，本来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着去的，只是成员或随员，胡乔木却说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这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相距岂能以道里计？
田家英与长女曾立
上面所讲主要是田家英自杀的过程和情况，至于为什么自杀，谈的似乎还非常表面，没有触及实质。胡乔木说田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这是一句空洞的话头；我们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谈话，只是说中央认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他停职检讨，并没有什么“诬陷”和“侮辱”的语言。所以田家英究竟为什么自杀，还需进一步探讨。
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锐老人，因他耳聋，我大着嗓子问他：“李老，请问您：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李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没说什么。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田家英自杀除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我觉得戚本禹说的和李锐说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曾约请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回忆她父亲田家英，曾自在谈到父亲的死时是这样说的：
父亲最后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我觉得父亲有一种极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业，他一生献给主席的热爱，觉得主席最后把他否定了。我认为这是他结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觉得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他觉得主席对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划成敌人了。
1951年田家英、董边和女儿曾立
文史学者王凡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田家英的死因，说：“我觉得是多重的，当然毛泽东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阵营，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等于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他清楚这个‘宣布’的结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怀。”（这与戚本禹说法同，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说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书中说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对，或许是笔误——笔者注）
我问戚本禹，毛泽东为什么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他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他说，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毛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田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主席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
在这次和戚本禹见面时，他还说了一个情况：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次中间休息时，总理跟我说，主席意见，要你接替田家英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我诚恳地跟总理说，我事情挺多，忙不过来，再说我的能力，怕胜任不了。总理亲切和蔼地说，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至于工作会有人帮助你的。
戚本禹说：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听到这些话，不禁想到笔者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
若问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本文摘自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阎长贵专列
阎长贵：我怎样成为江青的秘书
江青那儿, 从来没有专属的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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